2023年9月16日，映象网刊登我中心易善武研究员的理论文章《新时代农民精神共同富裕提升路径探析》，原文如下：
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其中，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脱贫攻坚战的胜利标志着困挠中国农村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我国农村进入乡村全面振兴新发展阶段。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更多更艰巨，需要更为主动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但个别农民存在精神主动性不足、缺智与缺志并存、等靠要观念偶现等问题，难以适应社会发展新阶段新任务的需要。需要调动全社会力量，加强思想引领和价值引导，在“富口袋”的基础上持续推进“富脑袋”，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撑。
一、农村精神共同富裕的制约因素分析
在全面建成小康和乡村振兴等战略和政策指引下，我国农村进入快速发展期，公共基础设施得到长足发展。截止2023年，符合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通客车，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87%，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整治提升。然而，物质财富与精神发展有时不同步，甚至会滞后，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精神匮乏问题依然存在。
（一）精神生活的获取能力不强
教育是国之大者，属于先导性、基础性、全局性的工程，不仅对国家发展起到重要的战略支撑，也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人力资本是现代社会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者本身的一种资本体现，是通过劳动者的技术水平、知识水平、工作效能等情况来表现，社会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也已成为影响人力资源素质关键，与劳动者收入直接挂钩。我国实现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要素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其中人力资源参与分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化教育、知识教育和职业技能教育，势必影响农民的收入提高，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经济贫困—知识贫困——经济贫困”的循环怪圈。
纵观我国近年来脱贫攻坚的理论和实践，贫困发生地主要集中在交通不便、环境较差、信息封闭等地方，贫困人口主要发生在受教育年限较短的人群身上。知识改变命运，学习创造未来。学习是一种技能和能力，学习能力强往往对新事物认知快，接受新环境能力强。而学习能力与教育年限不一定呈正相关关系，但是教育年限会制约学习能力的提升。农民普遍教育年限短，影响和阻碍农民的可持续学习能力，致使农民应对新环境新挑战能力较弱，获取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较少。知识贫困是长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难以通过输血式扶贫短期内快速扭转。自然条件恶劣和自身教育匮乏相互交织，知识贫困与物质贫困交互影响，使部分农民害怕迎战陌生环境和生活方式，喜欢生活在熟悉环境和熟人社会之中，习惯于重复着祖辈生产生活方式，部分农民缺乏应对市场经济的能力，固守传统的重农轻商思维，把种田耕地视为唯一正统根本，将外出务工视为不务正业，将经商视为投机维持基本生活，不愿外出务工或经商。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明确提出扶贫脱贫一定要克服只从经济单向度认识贫困的局限，而要通过改变人的意识与行为来彻底摆脱贫困，必须树立“弱鸟先飞”意识、“滴水石穿”精神、“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志”等观念。脱贫攻坚是我国农村发生历史性巨变的一个缩影，贫困与反贫困的实践证明：教育程度不仅决定农民物质富裕程度，也决定农民的精神状态。教育水平低下难以激发贫困群体的自强不息精神，容易使农民陷入“贫困的口袋”与“贫困的脑袋”逆向互动的窘状。
（二）精神生活的供给质量较差
人们首先必须从事吃、穿、住等物质资料的生产，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的、文化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活动。物质财富充裕是包括精神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物质生活比较宽裕，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更高层次需求就是空中楼阁。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我国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相对不足，存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和农村发展不平衡状况。根据《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中，东部地区文化和旅游事业费526.36亿元，占46.5%,；中部地区文化和旅游事业费283.38亿元，占25.0%；西部地区文化和旅游事业费292.62亿元，占25.8%，东部地区文化和旅游事业费几乎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之和，文化和旅游事业费仅仅是东西部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间接映射出群众精神生活平台的差距。
在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马太效应”，经济发展越好的地方，资金投入越多，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地方，资金投入较少，乡村文化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一个短板，许多行政村（或自然村）没有艺术表演设施、学习阅览设施、文化娱乐设施和体育运动设施，即使有设施，也存在利用率低得现象，不开展或偶尔开展群众性娱乐活动；部分乡村建立起文化馆（文化站），也仅仅是一间房子、一块牌子、一枚公章、一个位子（即一名工作人员），有藏书但数量少且更新慢，有电脑但版本低网速慢。乡村文化设施落后，严重影响农民精神生活的供给和享用，导致文化娱乐手段单调，调查显示：当前农民65%信息是通过看电视获得，25%的知识和信息是通过手机获取，通过报纸获取知识仅占2%。人是社会性的人，需要一定的交流交往。单向度的娱乐手段难以满足交流方式多样化的需求，个别农民另辟蹊径，从赌博、宗教等活动寻求精神慰藉，给社会和谐增加不稳定因素，由于缺乏资金，农村尤其是偏远山区文化互动平台或载体严重不足，影响农民精神生活的提升，也影响文明乡风整体质量。
3.精神生活的内生动力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我国农民主动迎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利用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充分享受乡村建设的机会和福祉，农村的面貌、农民的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农民对党和政府满意度空前提高，对国家前途和自己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度认可，农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增强。
兴一利必生一弊，城镇化的进程加速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出现人地分离、离土离地离乡的新问题，农村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和习俗习惯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依附于血缘和地缘的熟人社会逐渐消解，存续千年之久的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约束面临挑战。个别农民面对社会转型不知所措，思想观念和价值追求出现偏差，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缺乏“飞”和“先飞”的勇气，宁愿“站在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也不愿积极主动改变生活；劳动是财富和幸福生活的源泉，共同富裕不会自动到来，要靠苦干实干来实现，个别农民却存在不劳而获思想，出现蔑视劳动、幻想一夜暴富现象，缺乏“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意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应该担起该担当的责任，积小胜为大胜，争取共同富裕早日实现，个别农民却贪图安逸、不愿艰苦奋斗，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缺乏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乱花渐欲迷人眼，错误的思想观念会诱发错误的价值判断，产生林林总总躺平现象，阻断农民向上流动的渠道，错失开创美好生活的机会，不利于形成共建共享共富的社会良好局面。
二、新时代农民精神共同富裕路径
农村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封建迷信、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的偶现，说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带来人们思想认识水平、道德精神境界的提高，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需要增强精神的力量。
（一）加强教育引导，提升精神生活的获取能力
我国正在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传统靠天吃饭、靠经验耕种的农业要向智慧农业、知识密集型农业转变，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一批能够适应现代科技水平、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高素质农民。高素质是一种复合型能力，既能进行知识及时更新、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要有强大的内心世界、具有价值观判断能力。高素质不是天生的，需要通过教育提升知识水平和思想道德境界。第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基础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和社会公平。“十三五”完美收官时，我国实现1亿左右农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其中绝大多数农村孩子通过升学参军方式实现。同时，还有部分孩子依然生活在农村，成为新生代农民。为国家长远计，加大普惠型基础教育投入，合理规划学校区位，整合优秀师资，赋予农村孩子公平的机会。通过基础直接提升农村孩子知识获取能力，间接促进孩子家长学习，整体提升农民精神境界。第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适应社会适应行业的专业技能教育。借助乡村全面振兴契机，改扩建一批中等职业学校，加大涉农高校、涉农职业院校、涉农学科专业建设力度，就地培养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他们的典型示范、榜样引领，转变老一代农民的传统思维，激发农民的向往美好生活的内生动力。第三，努力实现终生教育。学习创造未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结合市场企业需求，利用农村空闲时间，借助互联网教育平台，开展各种成本小、灵活多样的继续教育，为农村精神生活注入新鲜血液。教育是实现社会发展、个人进步的基础性手段。通过发展教育，提升农民知识获取能力，丰富人的内心世界，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提升物质基础，增加精神生活供给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不一定必然带来精神生活富裕，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必须遵从，厚实的经济基础是精神生活富裕的基础，第一，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所有的经济活动并不一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雄厚的集体经济往往具有溢出效应，即集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回馈社会。许多集体经济好的乡村，已经利用集体的力量建设党员活动室、村民议事中心、便民服务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等多功能为一体的党群服务中心，配备有电子阅览室、乒乓球室、图书馆等，修建有文化活动广场，配有健身器材等。壮大做强集体经济，实现农民就近就业，既可以破解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社会问题，也可以实现家庭和睦、乡村和谐，提升乡村的道德文化水平。第二，多途径增加村民收入。随着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越来越重视，中央系列惠农政策持久发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富起来的农民更加注重品质生活，乡村博物馆、自驾游、家门口看大片看大戏等文化消费成为农民的新青睐，根据国家发改委研究，农村人均收入每提高1元，农村文化消费就能提升0.1—0.19元，要千方百计培育农民增收的新增长点，除了增加农产品价格提高、外出打工增收、国家农业补贴外，进一步激活农村土地经营、宅基地流转等资源要素，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农民精神共同富裕奠定稳定坚实的物质基础。最后，增加精神生活的供给。根据农民的个体认知、地域文化等差异性，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地方戏曲表演、科技知识普及、广场舞等大众性活动，用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化娱乐方式孕育农村农村精神新形式，实现农民自己讲故事、讲农民自己的故事。
（三）发挥核心价值观引导作用，倡导乡村文明新时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时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11.6个百分点，达到64.7%。表明我国城镇化正处在加速时期。城镇化是个双刃剑，会引发家风传承方式变迁，引发乡村文明模态重塑重构。城镇化对乡村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抗拒态度，而是主动应变识求变，将挑战转化为机遇，顺应城镇化的前提下，推动乡村文明守正创新，赋予乡村文明新内涵，走中国特色文化乡村振兴道路。第一，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农村正经历从本土文化向现代转型阶段，人户分离导致家庭凝聚力离散化；农村社区化导致农民集体意识淡化；村规民约制度缺位导致道德约束失灵。范式失灵失序仅仅是表象，背后折射出价值观分歧。应对错误思潮在农村弥漫，防范非主流价值对农民认知的消解，必须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唯一标准，用之整合社会意识、凝结价值共识，化解社会矛盾，确保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第二，传承和培育良好乡风。良好乡风既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也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铆钉农民生活幸福为前提，对乡规民约进行修订，将婚丧嫁娶等涉及老百姓根本利益事情进行约束引导；扩大道德榜样、孝敬模范等典型事迹扩大效应，形成相互学习、相互仿效的向上向善向好环境；发挥村民自治和行政干预双作用，对繁琐人情往来、高额礼金、赌博迷信等陈规陋习进行干预，减少不良风俗的内损，促进文明新风良性发展。
三、基本结论
物质富足、精神富裕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相对受教育水平性较低、传统农业附加值低、农村优质文化供给不足等原因，制约着农民精神生活获取的能力和质量。而农民对精神生活高品质的需求决定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需要统筹社会资源，调动多方力量，从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满足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主流价值形态引领等采取精准举措，久久为功，形成合力，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文明程度，让农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作者为：易善武 河南省高校新型智库（郑州轻工业大学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